第八章
杨广：被大业压垮
一
书案左首，架着一面名贵的古铜镜。每当读书倦了，杨广就揽起来，和镜中人对视。一股压抑不住的英气破镜而出，照亮了他的双眸：从俊朗的眉毛到挺拔的鼻梁，从光滑的皮肤到鲜润的双唇，每一根线条都千斟万酌，每一个细节都经得住推敲。很明显，这不是随手捏就而是精心设计的面孔。他百看不厌。《隋书·炀帝纪》云：“上美姿仪，少敏慧。”
在内心深处，杨广一直觉得自己有两个父亲：一个是人间的杨坚，另一个是天上的上帝。
天上的父亲给了他几乎一切他想要的。
他被安排衔着金汤匙出生，并且投生在北周重臣隋国公杨坚的府第。还没出生，府里已经给他千挑万选出数十名的奶妈和仆妇，准备了成百上千的玩具、童衣和饰物。从懂事起，他的身边就跟随着庞大的仆从队伍，随时准备满足他每一个小小的需要。他的一颦一笑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除了俊秀的外表，上天还赐予他超乎常人的聪颖。七岁那年，他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歌，歌咏长安灞河两岸的旖旎风光。这首诗从老师手中流传到文人学士圈中，立刻为他赢得了“神童”的美誉。后来他成了到他为止的历代皇帝中最博学、最富才华的一个，隋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他的许多优美的诗篇。
人间的父亲当然对他更加疼爱。保姆怀中那个粉红色的小脸上灿烂的笑容，似乎有一种天生的魔力，在第一瞬间扯“偏”了父亲杨坚的心。越长大，这个孩子的聪明、懂事、可爱就越让他感觉到父亲的骄傲。作为一个很少承认错误的人，杨坚却不能否认他对这个孩子“于诸子中特所钟爱”。（《隋书·炀帝纪》）做隋国公时，杨坚重金为这个孩子聘请了国内最博学的老师。做了皇帝后，他干脆把原来打算用为丞相的王韶任命为杨广的师傅。从杨广自少年起接受的一系列任命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读出杨坚对他的特殊器重和苦心培养。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二月二十六，在杨坚开国称帝仅十二天之后，年仅十三岁的杨广就被封为晋王，并被任命为并州总管，授武卫大将军称号。并州是当时防备帝国最危险的敌人突厥的战略要地，封杨广于这样的要冲，当然是为了让他尽快成长为帝国的藩屏。十八岁那年，晋王在并州表现出的才能被皇帝认可，于是皇帝召他回朝中，实习宰相之职。从此之后，帝国内最重要或者最关键的职务几乎都是属于这个儿子的。当突厥欲图南下时，杨广被立刻调回并州，继续阻击突厥。由于南方全部反叛，杨广又被迅速从并州总管调为扬州总管。虽然任命皇子担当要职是隋文帝的整体政治筹划，虽然这些职务实习性成分居多，然而在五个儿子当中，杨广的屡次任命无疑是最风光的。
从懂事开始，杨广就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宠儿。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几乎是专为他而创造的。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玩一场叫作“人生”的快乐游戏，为了像父亲那样收获万众的崇拜，尽享人生的每一点滴美好。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因为很少有哪个生命乐章的序曲能这样灿烂。
然而，天心永远不可能彻底地被凡人所了解，命运的安排往往是让人费解的，它给了杨广一切，却唯独忘掉了最关键的一样——恰当的出生顺位。在他前景辉煌的命运之路上，横亘着一个巨大的阴影，来自他的兄长杨勇。
二
自从西周时起，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以长”。大隋天下未来的主角，应该由他的长兄杨勇扮演。
“嫡长制”最有效地保证了皇族内部权力延续的有序，杜绝了皇族间的竞争，所以被圣人称为“百王不易之制”。然而，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是那么禁不起推敲。谁都知道，出生顺位与治国才能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正是这个制度导致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基。为什么要把帝国的前途囚禁在这样一个弱智的规定里呢？
相信在一千四百年前，杨广和他的兄弟们都是这样想的。
降生在政治旋涡中的杨广兄弟对政治的兴趣几乎是天生的。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政治几乎是一个中国男人实现自我的唯一途径。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政治，才能体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只有权力，才能赋予男人非同寻常的力量和尊严。混合了鲜卑族和汉族血液的杨氏家族的男人生命力都非常强健。“盖世英豪，儿郎虎豹”，这句唱词用在杨坚家里异常贴切。杨坚其余的四个儿子，都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皇位垂涎三尺。虽然文笔出色，但是杨广从来没想到要当什么文学家，那样的前途对一个皇子来说几乎是一种耻辱。
在杨坚称帝、五兄弟同日封王之后，杨广就感觉到兄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从小在一起嬉戏打闹着长大的兄弟看对方的眼神里都多了一丝阴冷和提防。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阴谋和血腥色彩的时期之一。为了争夺皇位，政治上层一直在钩心斗角、相互杀戮，而皇族间的兄弟相残是高层政治中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从那一刻开始，杨氏兄弟倏然惊觉，生在帝王之家，就是活在狼群之中，也许有一天，不是自己杀掉其他兄弟，就是其他兄弟杀掉自己。
既然生活在狼群之中，强壮、敏捷、狡猾就是竞争的资本，杨广坚信自己具备这样的天赋。虽然一个个野心勃勃，但其他兄弟都是碌碌之徒，只有杨广从杨坚身上继承了一个政治家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城府、机敏和悟性。
一般来说，豪门子弟都免不了一些共同的毛病，比如骄纵狂傲、眼高手低以及缺乏自制能力。可杨广似乎是个异类。
也许是因为师傅教育的成功，也许是因为杨广过人的悟性，他从小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自制力，举止端凝，“深沉严重”。其他兄弟多是典型的纨绔，为了一时之欲，多违父母之意。据《北史·列传第六十三》载，杨广的长兄杨勇缺乏心机，行事放纵；老三杨俊性格软弱，奢侈无度；老四杨秀则性情暴烈，甚至“生剖死囚，取胆为乐”；只有他对父母之命奉之唯谨。父亲提倡节俭，他便衣着朴素，用度有节；母亲性奇妒，最看不得男人好色，他则与正妃萧氏举案齐眉，恩爱有加。
从很早开始，杨广就已经学会设计自己。虽然出身天潢贵胄，但是他善待下人，从无骄纵之色。“大臣用事者，皆倾心与交。”“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隋书·炀帝纪》记载，杨广最令父亲杨坚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史万岁是国之名将，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他远征云南回朝时，分别路过秦王杨俊所在的成都和晋王杨广所在的江都。两个王爷对史万岁的到来都很重视，亲自接见。不过秦王关心的是向史万岁索要征战中掳获的奇珍异宝，而晋王却“虚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礼”，与他探讨军国大事。杨坚见二人情好，乃命史万岁干脆留在晋王身边，督晋王府军事。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在隋帝国最重要的一次战争——为统一南方而进行的平陈战争中，年仅二十岁的杨广被任命为五十万大军的最高统帅，引起举国瞩目。这次战争是他正式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亮相之作，杨广深知，这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事实上，他的全国性声誉就是在此刻建立起来的。腐败的南朝不堪一击，平陈战争胜得轻松愉快。《隋书·炀帝纪》记载，攻灭南朝之后，杨广首先命属下收取陈朝政治档案和典章文物，“封存府库，金银资财一无所取”，“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由此“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昆弟之中，声誉独著”。
二十出头的他成了隋帝国风头最强劲的政治明星，这个皇子的贤能实为历代少见。在杨广刻意表现自己的背后，隐藏着谁都读得懂的动机：虽然嫡长制原则横亘在面前，但熟读历史的杨广知道，“换太子”这样“大不韪”的事，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
三
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历史不是一部人的历史，而是神或者鬼的历史。构成前者系列的是文武周召、孔孟程朱和诸葛亮、文天祥这些天纵神圣、料事如神、顶天立地、完美无瑕的形象；构成后者系列的是夏桀、商纣、秦始皇、曹孟德、秦桧这些穷凶极恶、无恶不作、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角色。中国历史中的人，其身上往往充斥着“神性”或者“兽性”，唯独缺少“人性”。而在这些“鬼”当中，隋炀帝杨广是面目最丑恶的一个。
在老百姓的传说中，杨广原本是终南山间一只巨鼠转世，所以淫猥贪婪，无恶不作。这个古今恶人排行榜中的老大，几乎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种——淫荡、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
杨广之所以被泼上了这么多层污垢，一切都起源于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夺嫡”。
在今人看来，对皇位的渴望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错误。作为一个受到器重的皇子，杨广对皇位的“非分之想”，其实属于一个人的正常欲望范围。从能力、才华及素质看，杨广确实比他的兄弟们更适合当这个皇帝。在所谓的“夺嫡”过程中，杨广所做的主要是竭力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良性竞争。
然而，在古人看来，对皇位动念，本身就是杨广的大罪。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杨广进行的竞争是不是良性，而是他根本不应该参与竞争。
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作“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用李斯的那个著名寓言来比方，生在仓里的老鼠注定会一生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手纸。不守“名分”，是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中最危险的一个，因为“名分”关乎社会稳定。商子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走而百人逐之，并非是兔子可以够这百人来分，是由于名分未定，谁都可以来争。卖兔者满市，却没有人敢不给钱就拿，是由于兔子有主，名分已定。所以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名分不定，必将天下大乱。
中国文化推崇的最高价值是稳定。江山永固，万世不变，是统治者最大的利益关切。这就注定了它是一种反竞争的文化，因为竞争往往带来混乱和动荡。“雄心、进取”，我们今天看来非常雄性、英武的词汇，在过去却是非常错误和不祥的。圣人说，如果大家都各安其分，那么社会就不会起冲突，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祥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稳定肯定是压抑和缺乏活力的，然而过去的中国人乐于忍受。由于对竞争的恐惧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他们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哪位皇帝或者皇子胆敢挑战“立嫡以长”的原则，他不但在当时要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在死后也必将成为人们全力攻击的对象。
由于以勤俭著称的隋文帝被传统史学立为“基本正确”、“主流是好的”好皇帝，所以攻击的矛头就集中对准了杨广。他们以杨广为主角，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以证明杨坚选择杨广是多么错误。
出现在《隋书·炀帝纪》中的杨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平陈战争胜利后进入陈宫，寻找陈叔宝那个著名的宠妃张丽华。据说相见之后，杨广色心大动，“欲纳为妃”。幸亏老臣高颎杀了张丽华，才避免了这个“狐狸精”祸乱大隋。
编造这个故事的动机当然是为了证明杨广本性好色，然而这个说法根本禁不住推敲。传统史家也承认，杨广是一个善于蛰伏、处心积虑的人。平陈战争对他来讲，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必然会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张丽华并非一般的女人，这个妓女出身的女人在那时以其淫荡、邪恶、奸诈为全国所知，并被认为是陈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她的结局是战争胜利后举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二十岁的杨广有性错位（在史书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其他例证），喜欢一个其孩子已经十五岁（张丽华所生的被立为太子的陈深时年十五）的半老徐娘，也不至于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来——那岂不是自绝政治生命？
与《隋书》记载不同，同样于唐初修订的《陈书》和《南史》都明确记载杀张丽华的命令发布自杨广而不是高颎。《陈书》记载：“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而《南史》则说：“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
四
虽然取代杨勇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杨广一直有一种直觉，认为自己会成为大隋朝新的主角。理由只有一个——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么幸运。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就会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天赋的聪明让他很清楚怎样能达到目的，那就是像一只老狼一样蛰伏，然后在恰当的时候迅猛出击。他对自己的毅力、耐心和敏捷有信心，就像对长兄杨勇的愚蠢有信心一样。
作为具有鲜卑血统的杨氏家族的长子，“普六茹·地伐”（杨勇的鲜卑名字）最鲜明地继承了胡人的天性。史称这个比杨广大两岁的王子“性宽厚”，才智尚可，品质不恶，然而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才华。他“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父亲崇尚节俭，他却大手大脚，不惜代价，四处淘弄国内最好的猎鹰、宝石和马鞍。《隋书·炀帝纪》载，杨勇的父母都是极重门第之人，母亲独孤氏尤其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他却正眼也不看父母为他娶的正妻，跑出去和那个妖媚的工匠之女云氏野合生子；父亲敏感多疑，他却公然和社会上的豪侠流氓来往，甚至允许他们身带刀剑出入宫廷……每当听到太子的什么“丑闻”，杨坚都会下意识地想起远在江都的次子：太子如果能赶上老二一半，他也就放心了。
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不谨之处而外，杨勇并无什么显著的过失。然而，从这些小过，可以看出此人心智粗疏，以至于他找卜者算父亲死日的事都能传到隋文帝耳中。如果登基，此人也必是一个昏庸之主。
杨广早就知道，杨勇很难把这个太子做得一帆风顺。储君这一职位其实乃天下至难居之地。在太子达到可以接班的年龄之后，皇帝的长寿就是对太子利益的损害，储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在皇帝和太子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心理影响，这就是古往今来接班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原因。杨广深知这种心理影响对父亲的作用。这头老狮子是在一系列的阴谋中登上皇位的，他不但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铁腕、果断，更具有寻常政治人物所没有的对阴谋的敏感，《资治通鉴》称其“猜忌苛察，乃至子弟，皆如仇敌”。在这样的人面前当太子，没有特殊的天分，一定会翻船。
果然，在太子二十岁左右时，发生了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那一年冬至，大臣照例要给皇帝行礼。考虑到与日渐年长的皇太子搞好关系的必要，许多大臣从皇宫出来后，又纷纷赶到太子东宫，于是形成了不约而同、百官毕集的场面。
正在休息的杨坚突然听到东宫中隐隐传来朝乐之声，不禁十分奇怪，立刻命人出去问是怎么回事。
太监回报：“太子见百官毕集，就令左右盛张乐舞，接受朝贺。”
本来喜气洋洋的杨坚立刻面如冰霜——这是礼法所不允许的。他那颗对权力异常敏感的心立刻紧缩起来，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他知道，即使太子没有不臣之心，然而难保没有小人，如同当初劝他夺北周帝位一样，琢磨皇帝的宝座。
《隋书·列传第十》说，由此之后，皇帝对太子“恩宠渐衰”，对太子的不满屡屡现于辞色。皇帝召集身边的重臣，与他们探讨更换太子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想法被大臣们劝阻，但皇帝的内心已经被帝国高层悉知。
消息很快传到了晋王府，杨广知道在这种形势下他要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一如既往地用出色的表现来做老大的反衬；另一个是看准时机，对杨勇这块摇摇欲坠的石头轻轻加上一把力。
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成功。在统一江南之后，杨广就任江南总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整整十年间没有好好休息过。他的统治手腕也非常高明。他放弃了歧视南人的高压统治，从尊重南方文化、尊重和延揽南方精英人物入手，稳定江南人心。在他不遗余力地广搜英异之下，南朝几乎所有知名人物都成了晋王府的常客。他主动学习南方方言，尽力资助文化事业，很快赢得了江南上层的人心。在他治理的十年间，占帝国半壁江山的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一次叛乱也没有发生。《隋书·炀帝纪》载，南方士人这样称赞他：“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
晋王的个人生活也十分检饬。他的节俭在诸王之间是出了名的。人们来到晋王府，见不到古物珍玩，见不到鲜姬美妾，上上下下衣着都很朴素。因为无暇留心丝竹，所以王府里的乐器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所载，皇上及皇后每次派遣太监宫女们到杨广府中办事，无论地位高低，杨广都必与萧妃在门口迎接，为设美馔，申以厚礼，所以这些婢仆无不称其仁孝。这种连今天每个科级小官僚都精通的政治技巧，杨广夫妇当然会使得滴水不漏。他虽然远在江南，却借不多的进京机会，用人际能力和金钱在朝臣中构筑了牢固而秘密的人际关系网。通过这个网络，他在南方所受到的称颂声传达到杨坚耳朵里时被放大了数倍。在帝国政治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像杨广这样条件出色的皇子历史上少见。如果是这个皇子接杨坚的班，大隋天下会更有保障。而在南方不断传来对杨广的赞颂之声的同时，杨坚与杨勇的父子关系却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失宠，杨勇情急之下，错招频出。他不断派人去打探父亲的消息，窥测父亲的行止，然而由于行事不谨，探子居然被隋文帝抓住。据《隋书·列传第十》记载，隋文帝气愤地说：“朕在仁寿宫居住，与东宫相隔甚远，然而我身边发生纤介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我怪之甚久，今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由于提防太子篡位，皇帝增加了数倍警卫，晚上睡觉怕不安全，居然从后殿移到了前殿。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许多大臣都预感到，杨勇确实没有什么希望了。
得知这个消息，杨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找了个借口，进京面圣，和母亲独孤氏进行了一次密谈。在密谈中，他说，长兄杨勇不知何故，近来频频挑他的错，甚至屡次扬言要除掉他。前一段，晋王府潜进一个刺客，刚刚跳入王府就被抓住了，虽然百般拷打也不吐口，但是他猜测可能是太子派来的。
杨广知道他的这番话会起什么作用。独孤后当晚就把杨广的话告诉了杨坚，并且指出，杨勇与云氏野合所生的孩子很有可能不是杨家的骨血。如果杨勇继了位，杨家的基业最后就要传给这个不明不白的孩子……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怕老婆的皇帝，皇后的“枕边风”对帝国政治来讲，常常是一场台风。
五
在野史传说中，还有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它被创作出来，主要是为了表现杨广的心机有多深，同时又冷漠无情。《资治通鉴》记载，在被立为太子之后的第三年，皇后独孤氏驾崩。太子杨广在皇帝及宫人面前悲痛欲绝，好像活不下去的样子，背地里却饮食言笑如常。每天他表面上只吃素米，实际上却偷偷命人取鲜肉肥鱼放在竹筒中，以蜡封口，裹在衣服里送进来。
确实，为了皇位，杨广是老谋深算的。一定程度的“矫饰”，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然而，“母死不悲”的传闻无论如何都不合常理。从现存资料及传世诗文看，杨广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在文字中表现出的对朋友、对亲人的缱绻情深，相当动人。更何况，他又是独孤后最喜欢的孩子，母子感情非常融洽，从未有失和的记载。杨广之所以被立为太子，独孤后的“枕边风”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杨坚晚年，猜忌心日益朝变态的方向发展。在如履薄冰的太子位上，母后是比父皇还要坚固的保护伞。以人子之常理推之，杨广此时不可能不哀痛于心，从小锦衣玉食的他，何至于在此时突然馋起大鱼大肉来？
其实，查遍《隋书》、《北史》及《陈书》等正史史料，均未见此记载。以严谨著称的《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竟然是采自野史小说。正统史家对杨广不遗余力地丑化到了不惜牺牲自己著作学术水平的程度。
六
《隋书·列传第十》对更换太子的记载如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月初九，大隋长乐宫文华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杨坚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首跪着长子杨勇，右首跪着次子杨广。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的头。杨坚沉默良久，说了声：“宣！”于是，站在他身边的内史侍郎薛道衡高声朗读起手中的诏书：自古太子，常有怙恶不悛的不才之人，皇帝往往不忍心罢免，以至于宗社倾亡，苍生涂地。由此看，天下安危，系于储位之贤否，大业传事，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品性庸暗，仁孝无闻，亲近小人，任用奸邪，所做的错事，难以具述。百姓者，天下之百姓也。我虽然爱自己的孩子，也不敢以一己之爱伤害天下百姓的福祉，听任勇将来变乱天下。勇着即废为庶人，以次子广继之！
群臣个个把头匍匐得很低，他们知道，废掉培养了二十多年的太子，皇帝的心中一定不能平静。不过，在内心深处，多数的大臣认为这一天对大隋王朝来说也许不是灾难性的日子，而是一个幸运的时刻。
头低得最深的是新太子杨广。虽然对自己的幸运一直有自信，但是杨广在江南的十年间，心里一直是忐忑的。毕竟，挑战嫡长制原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大不韪”的事。不管他将来统治能否成功，他们父子都会因为在无“大过”的情况下“易储”和“夺嫡”而受到历史永远的指责。父亲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步棋。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杨勇为杨坚生了一个健康的长孙之后，杨广已经几乎放弃了竞争储位的希望。他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后路，一度做好了做一个恭顺亲王了此一生的打算。
像其他几次奇妙的体验一样，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心里再次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这次非同寻常的心想事成，再次让他感觉到自己与上天的神秘联系。在向父亲谢恩叩头时，他其实也是在向上天行此大礼。虽然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杨广还是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激动。是啊，三十年的生命，其实只为等待这一时刻！他人生之路上那块最大的阻路石终于被掀开，他的未来看起来是那样瑰丽诱人。巨大的幸福感让他心神激荡，简直把握不住自己。
然而，内心的激荡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脸上，人们看到杨广成为太子后，变得比以前更加谦恭、和气了。新太子与前太子在东宫中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进入东宫前，博览经史的杨广已经总结出做太子的秘诀——储权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权力，一个明智的太子应当主动把自己当成老皇帝意志的囚徒。他不应该沾染任何可能危及皇权的事，不结交外臣，不干预国政，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令人窃窃私语的举动。只有极度的小心、恭谨、谦退，乃至一定程度的违心、作伪、装聋作哑，以此作为储权与皇权间的润滑剂，才能使冲突不至于伤害到自己。
在册立太子大典上，为了表示自己的节俭和谦退，他请求免穿与皇帝礼服相近的太子礼服，并且请求以后东宫的官员对太子不自称臣。杨坚欣然接受。
成为储君之后，他闲居东宫，以读书、写诗、礼佛为务，处处事事看父皇脸色行事，不越藩篱一步。原来那个热心政事、精力充沛、一天也闲不住的江南总管如今突然过起了闲云野鹤、优哉游哉的生活。他本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对佛理佛法深有研究，此时既有闲暇无处打发，干脆静下心来编撰了二十卷《法华玄宗》。那个晚年变得更加多疑乖戾的父皇正忙着大开杀戒，屠杀、废黜、关押了一大批不放心的权臣，其中甚至还有他的四弟蜀王杨秀，却从来没有把怀疑的目光投到这个息心佛域、参玄悟道的太子身上。
古往今来的太子，没有几个能比杨广做得还成功。事实上，从懂事起，他就习惯了紧张的满负荷的生活节奏，东宫岁月表面上看起来悠然自得，实际上这种生活对他来讲是最大的折磨。《隋书·列传第二十八》载，在写给最好的朋友、正在北部边疆备战的将军史祥的一封信里，他不经意间流露了自己的一丝落寞：“近者陪随銮驾……备位少阳，战战兢兢，如临冰谷……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
不过，他只是把这丝寂寞寄托在文字中，在老皇帝面前，他的表情从来都是安详凝重的。杨广深知，他所有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等待。
七
像以往一样，对杨广关爱有加的命运并没有让他等太长时间。
在杨广成为太子后第三年的大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那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当今皇帝杨坚病了。
皇帝的病情属国家最高机密。当这个机密成为普通百姓悄悄谈论的话题时，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迹象越来越明显。七月初七，老皇帝的病已经被证明是不治之症，他召百官入宫“诀别”，与百官“握手歔欷”。《隋书·何稠传》记载隋文帝临终前的细节时说，隋文帝把杨广叫到床前，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嘱咐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这个细节流露出了这对天家父子少见的天伦之情。
杨坚得病、病重直到死亡的过程，史书都有明确记载。从这些史料看，老皇帝的死是从容的、安详的。一直到死，杨坚都确信他把帝国托付给杨广是明智的。
然而，为了证明杨广继位的非法，后世的编史者却把整个杨广前半生传奇的高潮定位于“篡位”。据说在杨坚病重的时候，这个野兽终于撕开画皮，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迫不及待地几乎就在父亲身边强奸了父亲的妃子，也就是自己的后母，然后又挥刀杀死了父亲，关押了自己的弟弟，宣布自己继位。由此完满地犯下了“谋兄”、“淫母”、“弑父”、“幽弟”这一系列经典罪恶。
这实在匪夷所思。
在那几天里，杨广当然是全帝国心情最紧张、最复杂的人。不管他内心是否如野史小说中所说，盼着老皇帝早一天咽气，至少在皇帝诀别了百僚，全帝国都知道皇帝熬不了几天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必要像传说中的那样提前谋杀父亲。在这些天里，他必须调动起全部的神经，力求完美地扮演孝子的角色，尽可能多地待在老皇帝身边，亲自端水尝药，衣不解带。另外，需要他做的事还有很多。一方面他要代理老皇帝处理积累起来的日常政务，另一方面要筹备、计划、拍板老皇帝的医疗方案以至规模巨大、头绪纷繁的国葬事宜；同时，更重要的，他还要掂量、分析、琢磨各派大臣的内部争斗情况及心理，特别是掌握各地武力的调配情况，以防止国家大丧之际出现任何变乱。据内线报，他最小的弟弟已经连日招兵买马，准备动手。一个人的精力无论如何是应付不了这么多的事情的，连日睡眠不足，面容迅速消瘦，两眼布满血丝，说话偶尔前言不搭后语，都应该是正常情况。
在这个时候，杨广怎么会不着四六地打起父亲宠妃的主意以致闹出了强奸案来？
香风密密、帷幕重重的后宫，是民间历史爱好者掀开时间之帘后最热衷探究的地方。这些离奇的情节，主要是由野史作家贡献的。在《大业记略》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高祖在仁寿宫，病重，杨广侍疾。高祖晚年最喜欢的美人，唯陈、蔡二人而已。杨广乃召蔡美人于别室，美人既还，面部有伤而头发凌乱，高祖问之，蔡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咬指出血，召柳述、元严等，要换杨勇当太子。杨广于是命杨素、张衡进毒药。杨广选了三十个健壮的太监穿上女人的衣服，衣服下面藏着刀枪，立于宫内道路边，不许寻常人入内。杨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另一部野史《通历》中记载得更为离奇，说杨广试图强奸隋文帝宠妃就发生在杨坚与百官举行诀别仪式的重大时刻。隋文帝死亡的情形更为具体详细：“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意思是：张衡进入殿内，拉住皇帝，不知怎么回事，只见血溅屏风，老皇帝惨叫之声达于户外，就这么死了。
这些野史，把那个善于蛰伏、长于自制、强毅隐忍、雄图大志的杨广描写成了一个急吼吼的、多年没有亲近过女人的色情狂，于众大臣聚集、举国聚焦的焦点之地，权力授受的关键之时，演出这极可能毁自己二十年积累的夺嫡成果于一旦的愚蠢下流故事。杨广再愚蠢，能有此乎？
也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虽然这是丑化杨广的最好武器，正史也不敢直接使用。事实上，就连用力搜集隋炀帝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杨广弒父。试想，如果真有此说，则李唐起兵之时，何不以为宣传材料？
关于杨广的故事就是这样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逻辑上的硬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明显不合常理的传说，却被人们津津乐道了千余年。我们不得不说，杨广是古往今来被历史学家侮辱和损害的人中最严重的一个。“谋兄”、“淫母”、“弑父”、“幽弟”这些罪名不过是个开始，在这以后，还有更大的罪名等着他。不过，相对于曲折惊险、色彩丰富的前半生传奇，他后半生的故事则显得平铺直叙、色彩单调。这个原本被描述成狼一样坚强、狡诈的人，在登上皇位后立刻变得像猪一样昏聩糊涂。在位十四年，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在深宫中变着花样，不停地宣淫。除此之外，其他事也无一不是离奇荒唐的：仅仅为了一次旅游，他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了大运河；因为算命人的一句话，他就抛弃了长安，跑到洛阳另建新都；为了满足毫无必要的虚荣心，他举全国之力，三次打高丽……总而言之，他用尽一切办法毁灭帝国，并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八
与后世读者想象的不同，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首先，新皇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
《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这是所有谥号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
九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政治新人”心中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他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的地步——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开国之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为人行政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先从小节说起。父亲的第一个缺陷是过于严苛。因为过人的勤政节俭，老皇帝杨坚在中国史上留下了很高的声望。然而，仁寿年间的大隋臣民感觉到更多的却是老皇帝晚年变本加厉的猜忌多疑。也许是因为老年的人格改变，所以越到暮年，杨坚越担心大隋天下的安全。为了震慑天下之人，他用刑越来越残酷。据《隋书·刑法志》，一开始是“盗边粮者，一升以上皆死，家口没官”，后来甚至发展到“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程度。百姓举手投足便有可能触犯刑法，弄得怨声载道，人心惶惶。
许多成功的儿子都是踏着父亲的尸骨建功立业的。杨广知道，刚刚登基的他，第一要务是争取民心，而父亲的错误正是自己的机会。
一上台，杨广就下令重修《大隋律》，隋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用酷刑来维持统治秩序的做法在杨广看来太小儿科了。杨广称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所以他“每从宽政”，新的《大隋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历代王朝均规定，犯谋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斩，家口没官为奴。杨广认为这条法律太不人道。他说：“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 《隋书·刑法志》载，新的《大隋律》断然取消了连坐之罪，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一个先河——废除了对谋反大罪的连坐。这是中国法制史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
比起严酷，杨广更反感的是父亲的吝啬。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搜刮的皇帝，他一再巧立名目，提高税赋，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甚至饥荒时也舍不得打开仓库救济百姓。杨广认为，这实在不是人君应有的气度。继位之后，他即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在位十四年间，他多次宽免百姓租税，一再降低税赋。
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晚年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各地学校，均予废除。《隋书·炀帝纪》则记载，杨广继位不久，便恢复了被隋文帝所废除的各级学校，并且发布诏书，宣布帝国的文化方针是“尊师重道”，“讲信修睦，敦奖名教”。
因初政的这些举措，杨广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天下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护，也迅速在大臣中间建立了威信。看来，当初隋文帝选这个“天下称贤”的王子为储，是何等明智啊！新皇帝的仁慈、慷慨、文雅的形象随着这些政策传遍了帝国，颂扬新皇帝仁德圣功的奏折一再呈进到杨广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