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爱戏并且懂戏，当然是戏曲事业的一大荣幸。当然，皇帝毕竟是皇帝，看问题的眼光和角度与普通百姓不同。乾隆皇帝对戏曲工作的认识，远比一般人深刻。盖戏曲者，形式喜闻乐见，在不同阶层中都有大量粉丝，特别是对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影响更无与伦比。在通过“文字狱”净化“上层文化”的同时，皇帝并没有忘记对底层百姓精神健康的关注。而戏曲，正是搞愚民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好“抓手”。

　　中国历史上有禁戏传统。对于戏曲的威力，历代统治者均如临大敌。其原因，一是一演起戏来，观者如堵，容易“聚众闹事，通宵达旦，兴讼生盗”，影响社会治安，甚至酝酿社会动乱；二是戏曲这东西太容易打动人心，“近诱男女，远招匪类，长奸诲盗，败坏风俗”，影响“道德风化”。

　　大清王朝是禁戏最为严格的一代。为了防止戏班子对某些正面历史人物进行恶搞，影响他们在观众心中的高大形象，朝廷规定，戏台上不许出现历代帝王、孔孟圣贤及忠臣烈士。因为“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之神像，皆官民所当敬奉瞻仰者，皆搬做杂剧用以为戏，则不敬甚矣……”（《清世宗实录》）《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为了防止出现动乱，清王朝规定，在迎神赛会、庙会之类的群众聚集场所，不许演戏。为了贯彻孔圣人提倡的丧礼必须竭尽哀情的精神，清政府规定，葬礼上不得演戏。为了防止八旗满洲和职业军人因为看戏而意志薄弱，又规定旗人和军人不许看戏。为了防止男女混杂，出现道德败坏事件，规定妇女不许看戏……种种禁止措施的目的，都是把这种新兴娱乐方式的影响力限制在最小范围。

　　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对戏曲工作的思路与前代有很大不同。

　　作为资深戏迷，皇帝很清楚，不分青红皂白地禁戏是极不明智的作法。“禁”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导致“逆向消费”。你越禁，老百姓就越想看。元明两代及顺康雍三朝的禁戏最后基本都流于形式，戏曲越禁越火，越禁越普及，越禁越深入人心。

　　皇帝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一种娱乐方式，既然可以“污染思想”，同样也能“净化思想”。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极大的误区，那就是只看到戏曲“伤风败俗”的一面，而看不到它在“正面教育”方面的威力。戏曲其实是教育底层民众的最好方式。很多时候，你组织群众学习圣谕，换来的往往是逆反情绪，而看戏比枯燥的学习和说教效率要高万千倍。“每演戏时，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激烈悲苦，流离患难，虽妇人牧竖，往往涕泗横流，不能自已。旁视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动人最恳切、最神速，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功效更倍。”那些宣传忠君孝亲的戏剧，对帝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功莫大焉。

　　因此，乾隆朝戏曲工作思路较历代都高明。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点、禁规模、禁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内容。通过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寓禁于演，化不利为有利，化有形为无形。

　　乾隆皇帝抓戏曲，有三方面内容，一是禁，二是改，三是创。

　　禁书工作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涉及数量众多的剧本。在审查禁书的过程中，乾隆注意到了一系列有“违碍”内容的戏本。有的涉及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有的剧本充斥“胡”“虏”字样，存在丑化少数民族情节。有的剧本黄色下流，不利风化。有的剧本宣传凶杀暴力，格调不高。“搂草打兔子”，结合禁书工作，皇帝要求各地官员严格审查民间剧本。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在审查各地报送到京的禁书时，发现了一出叫《喜逢春传奇》的剧本，“有不法字句”。至于如何“不法”，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估计有斥骂“夷狄”之类的内容。皇帝非常重视，特别下旨说：“朕昨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查出《喜逢春传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传谕高晋、萨载，于江宁、苏州两处，查明所有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一声令下，这个剧本的所有版本均被销毁。这是乾隆禁毁戏曲之开端。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正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清理不良剧本的活动。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皇帝发布上谕，要求各省把禁书工作的阶段性重点转移到剧本上来：“前令各省将违碍字句之书籍实力查缴，解京销毁。现据各省督抚等陆续解到者甚多。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

　　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再次强调审查剧本的重要性，上谕要求非常细致，“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督抚查办”。

　　乾隆一朝禁了大约三百出戏，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有民族情绪、政治上有违碍的戏，二是才子佳人爱情戏，三是大批水浒戏，四是某些反映宫廷政治斗争的戏，五是有凶杀暴力内容的戏。所禁戏中，最著名者有王世贞的《鸣凤记》，李渔的《笠翁传奇》，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有汤显祖的《牡丹亭》。

　　清人余治《得一录》中记载了一部《翼化堂条约》，是当时戏曲界的一部行约，其中一些条文解释了为什么要禁这些戏：

　　为什么要禁《西厢记》等戏呢？这些剧，近人每以为不过是才子佳人风流韵事，并非黄色下流。但是里面充满了男女调情的情节，其眉来眼去之状，足以让未成年观众萌动不良想法，毒害他们的心灵，所以当禁：“《西厢记》《玉簪记》《红楼梦》等戏，近人每以为才子佳人风流韵事，与淫戏有别，不知调情博趣，是何意态；迹其眉来眼去之状已足使少年人荡魂失魄，暗动春心，是诲淫之最甚者。”

　　禁水浒戏的理由则更为充分。《水浒》本是一部宣扬造反有理的“邪书”，宋江等人是以抢劫起家的黑社会组织，而祝家庄等民团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义民，而《水浒》却判断颠倒：“《水浒》一书……如祝家庄、蔡家庄等处地方，皆属团练义民，欲集众起义剿除盗薮以伸天讨者，卒之均为若辈所败，而观戏者反籍籍称宋江等神勇，且并不闻为祝、蔡等庄一声惋惜，噫，世道至此，纲沦法斁，而当事者皆相视漠然，千百年来无人过问，为可叹也。”

　　那么，为什么不许演宫廷政治戏呢？这个弯弯绕也需要好好解释解释。因为这些戏里，往往把皇帝演得十分弱智。这些皇帝个个都是荒淫无道，宠爱西宫，听信谗言，冤杀忠臣。这些戏曲，如果是在宫廷之内演给皇帝看，可以起到给统治者打预防针的正面警示作用。但是给乡野的泥腿子看，有什么用呢？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把皇帝演得这样无能，只能让平民百姓蔑视皇朝尊严。特别是其中有一些忠臣起兵“戕戮吏、劫监、劫法场”的场面，更容易引发他们以下犯上的冲动：“汉、唐故事中各有称兵劫君等剧，人主偶信谗言，屈杀臣下，动辄招集草寇，围困皇城，倒戈内向，必欲逼胁其君，戮其仇怨之人以泄其忿者，此等戏文，以之演于宫闱进献之地，借以讽人主，亦无不可，草野间演之，则君威替而乱端从此起矣。又戕官戮吏，如劫监、劫法场诸剧，皆乱民不逞之徒、目无法纪者之所为，乃竟敢堂堂扮演，启小人藐法之端，开奸侫谋逆之渐，虽观之者无不人人称快，而近世奸民肆志，动辄拜盟结党，恃众滋事，其原多由于此。”

　　而一些穷形尽相描写奸臣如何祸政乱国的戏也不许演。这些戏剧，往往把奸臣们演得太丑太恶太没底线，让今人看了，认为我和他一比，还好过他十倍，因而放松了自我改造的紧迫感：“奸臣逆子，旧剧中往往形容太过，出于情理之外，世即有奸臣逆子，而观至此则反以自宽，谓此辈罪恶本来太过，我固不甚好，然比他尚胜过十倍。是虽欲儆世而无可儆之人，又何异自诩奇方而无恰好对症之人，服千百剂亦无效也。”

　　乾隆朝禁戏的另一个重点是武打、涉案内容。乾隆三年（1738年），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在汇报中说，有些地方戏，以武打、凶杀等刺激性场面穿插其间，借以吸引观众。结果造成一些人争相模仿，“引类呼朋闯入戏馆，取乐争锋、逞凶打架者不一而足”的“不良后果”，特别是青少年接受能力强而辨别能力差，很容易因此舞刀弄棒，走上邪路，因此请朝廷下令，禁戏以端风俗、宁地方。朝廷同意王郡的意见，认为这些戏剧容易起衅成歹，诱民为恶，坏人心术。而那些热衷于观看这些剧的人，想来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若夫凶戏关目，如开肠破肚、肢解流血等事，凡在循谨良懦之流，必回首他顾，不欲卒视，其视之而毫无怖畏、手足舞蹈、跃跃如欲试者，此人非流氓即匪类，否则失教之子弟习于斗狠，将入下流者也，是凶戏关目之坏人心术如此”。

　　因此，朝廷下令，禁止搬演此类暴力凶杀内容。《杀子报》中母杀子的血腥，《伐子都》之呕血，罗通殉难的盘肠大战，张顺跳波的舞刀弄叉，这些血腥场面都被禁止出现在观众面前。

　　乾隆皇帝并不是禁戏目的第一人，却是“戏改”工作的首创者。

　　在审查剧本的工作中，皇帝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老祖宗给我们留传下来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好戏。可惜，用乾隆朝严格的审查尺度衡量，几乎部部都有“违碍之处”。如果一律禁演，那盛世舞台上也就没有什么戏好演了。

　　皇帝认为，对于那些内容基本积极向上的戏，不宜简单粗暴禁毁，而应该通过局部修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更好地为盛世文艺舞台服务。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在禁戏的圣谕中第一次提到了这个问题：“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致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饬查。此等剧本，大约聚于苏、扬等处，著传谕伊龄阿、全德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掣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掣之篇，一并粘签解京呈览。”

　　意思是说，许多涉及南宋与金朝内容的戏，虽然主旨是为了表彰忠义，但是对金人等少数民族丑化过甚，因此需要加以修改。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制定了剧本审查制度，要求各地方官详细审查收缴到的剧本有无需要改动之处，并汇报到皇帝处，由皇帝亲自把关定夺。皇帝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对这些戏曲中的违碍及不当之处一一修改。

　　戏改工作按三个对头原则进行：一、思想感情对头，即对清王朝要怀拥护忠爱之情，对少数民族不得存歧视污蔑之处；二、基本情节对头，人物身份和关系应有伦次，扮演应使人信服、不可过分夸张；三、时代气息对头，不可乱用本朝服色，坚决纠正演员在着装、语言以及整体风格方面低俗媚俗现象，“务须详慎抉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从唱词、帮腔、武打龙套、身段扮相、念白台词，到锣鼓、道具，都在皇帝的亲自指导下，进行了反复推敲修正，去掉了其中“反动”“低俗”“荒诞”“不合理”部分，拔高提纯，脱胎换骨。

　　野史中的一个小故事传神地表现了皇帝对改造工作的要求和态度。《清稗类钞》载：“南巡时，昆伶某净，名重江浙间，以供奉承值。甫开场，命演《训子》剧，时院本《粉蝶儿》一曲，首句俱作‘那其间天下荒荒’，净知不可邀宸听也，乃改唱‘那其间楚汉争强’，实较原本为胜。高宗大嘉叹，厚赏之。”

　　为适应盛世需要，除了禁和改外，乾隆朝还创作了许多新的曲目。

　　皇帝按照“推陈出新”的原则，积极扶持重点创作，大力鼓励新剧本的出现。

　　皇帝亲自组织了层次极高的戏曲创作班子。这个班子由庄亲王亲自挂名，由刑部尚书张照担纲，诸多有文艺才能的朝臣亲自投入创作。《啸亭杂录》载：“纯皇帝以海内升平命，张文敏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奏演。其时典故如屈子竞渡、子安题阁诸事，无不谱入。”他们在皇帝的亲自指导下，主撰了一系列“大戏”，比如庄格亲王亲自创作的《鼎峙春秋》（内容是三国故事）、张照创作的《升平宝筏》（内容是西游记故事）、御用文人周祥玉创作的《忠义璇图》（水浒故事）等。剧本的题材，既有历史故事，又有魔幻传说，“以忠孝节义为主，次之儒雅之典，奇巧之事，又次之以山海之荒唐，鬼怪之变幻，而要以显应果报为之本。又凡忠臣义士之遇害捐躯者，须结之以受赐恤，成神仙；乱臣贼子之犯上无道者，须结之以被冥诛，正国法”。

　　皇帝在剧本的内容、唱腔、演技、曲牌、服装、脸谱、道具等方面，都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意见。乾隆朝宫廷戏剧的特点是规模宏大，气派非凡。多数为十本二百四十出，人物众多，气势恢宏，有的戏要是从头到尾全部演完，居然需要十天时间，确实是“大戏”。这有诗为证，朝鲜使臣在看完宫廷大戏后写道：“一旬演出《西游记》，完了《升平宝筏》筵。”（《滦阳集》）

　　戏本的主题当然是弘扬中华民族忠君孝亲等伟大民族传统。《鼎峙春秋》是三国故事，归结到三国统一，天下太平，宣传离久必合，合久必分，隐喻当时统治是中国天命之意。《忠义璇图》的内容很特别，是水浒戏。水浒戏在民间当然是禁目，但是皇族似乎不怕污染。不过皇宫内的水浒戏内容当然已经提纯发生了质变。这出大戏强调的是接受招安，为国尽忠。

　　如上所述，乾隆朝戏曲工作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更为精致化、隐蔽化，皇帝煞费苦心，进行了许多“意识形态创新”。然而乾隆朝的戏曲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走势：既繁荣，又荒芜；既热闹，又单调；既豪华排场，又内容空洞。

　　乾隆年间的宫廷大戏，规模惊人，排场无比。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为了表孝心，给太后组织了一场空前的大堂会：“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梁桥，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十余里的路程上，每隔几十步就有一座戏台，算来至少上百座，皇家气派，就是与众不同。等到乾隆南巡时，各地大吏给他献忠心，演出场面更是惊人：“御舟将至镇江，相距还有十余里时，遥望扬子江岸上，著一大寿桃，硕大无比，颜色娇嫩，红翠可爱。待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正在人晃忽间，巨桃忽裂，现一剧台，上有人数百，正在表演寿山福海折子戏。此景令人惊异，若在仙境一般。”

　　皇帝非常善于利用戏曲手段来装点时代。政府投入巨资，对宫廷戏曲事业进行扶植，修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最豪华的宫廷大戏院，制造了空前的大型切末。“特声容之美盛，器服之繁丽，则钧天广乐，固非人世所得见。”从戏台建筑到服装、切末，都呈现了一种特殊的、空前的豪华倾向，凡重大活动，必有大戏助兴，充分展示国家的实力和盛世的风光。

　　乾隆时的一个文臣名叫赵翼者，有幸在避暑山庄看了这次大规模的演出。他回忆说，这次演出规模，完全出乎凡人的想象。戏台高达三层，宽九间，参加的演员多达数千人。最为特殊的是，演出的舞台是可活动的，内有高精尖的机械装置，可以完成多种三维动作，演出效果十分惊人：“戏台阔九筵，凡三层。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两厢楼亦作化人居，而跨驼舞马，则庭中亦满焉……至唐玄奘僧雷音寺取经之日，如来上殿，迦叶、罗汉、辟支、声闻，高下分九层，列坐几千人，而台仍绰有余地。”（《檐曝杂记》）

　　所谓“自上而下、自下突出”，是指下层舞台（称“寿台”）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是活动的，并安装了机械，可以升降演员和切末。所谓“两厢楼亦作化人居”，即指寿台的后部是双层台面，上层叫“仙楼”。仙楼设有木梯多座，向下可到寿台前部表演区，向上可通中层舞台（称“禄台”）和上层舞台（称“福台”）。演出场面之繁复、规模之宏大，可谓登峰造极，观者无疑会被演出的气势和气氛所震惊和感染。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主持上演过乾隆时代那样规模惊人的大戏。

　　皇族的喜欢、推动，巨额的金钱投入，极大地促进了宫廷戏曲的繁荣，也促进了民间戏曲的发展。乾隆年间，中国戏曲史上发生了许多大事，比如徽班进京，高腔异军突起，昆曲繁盛一时。终乾隆一朝，昆曲空前繁荣，其他戏剧犹如繁花似锦，乾隆皇帝对我国戏剧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然而，另一方面，乾隆朝戏曲的另一个特点也十分突出，那就是内容异常贫乏。宫中演出，每一句话都要受到层层审查和把关，有着无数忌讳。二百余出的连台宫廷大戏，回避现实矛盾，思想观念陈腐，艺术千篇一律，有人总结说不过是“虚张太平声势，点缀圣朝恩德，伪造天命天意，宣扬道学迷信”。

　　民间进宫演出，剧本内容受到更严重的钳制。因此，演出主题永远不过是喜庆、欢乐、祥和、太平；场面永远是华服艳舞、仙乐飘飘、欢声笑语、恍若天界；内容永远是祝皇帝和太后身体健康、国家万年无疆。虽然太后和皇帝都喜欢看“插科打诨”的丑角戏，但是在严格的限制下，这些戏的内容不能讽刺社会，反映现实，只能靠生硬做作的包袱逗笑，缺乏内容和深度。

　　在皇帝的文艺政策下，乾隆朝戏曲内容呈现两个特点：第一，戏曲作品内容的道德化，专门以阐扬忠孝节烈之事为职事。第二，戏曲文学样式的诗文化。戏曲词句越来越雅，“缺乏激情深意，又大都是脱离舞台的案头之作”。除了朝中大臣外，草野百姓也全力在作品中展示愿为天子助教化的热情。乾隆时剧作家夏纶所作《新曲六种》，各题之下就分别表明“褒忠、阐孝、表节、劝义、式好、补恨”等主旨，剧本中大量充斥直白的口号和无味的说教，剧情简直就是这些观念的图解。唐英《古柏堂传奇》十七种，虽然在当时算突出的成就，其实都没有触及深刻的社会问题，很多内容是宣传忠孝节义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他的剧作语言通俗，情节生动，曲词不受旧格律的束缚，还算有点可取之处。除此之外，乾隆朝的戏曲创作几乎一无可观。

　　因此，乾隆时代既是一个戏曲空前兴盛的时代，又是戏曲衰落的开端。近代戏曲理论家吴梅说：“余尝谓乾隆以上有戏无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无曲矣。”专制统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终无不会演变成严酷的冬天。

　　五 由驯身到驯心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十八日晚上，乾隆皇帝在保定行宫的灯下打开了一份奏折，呈递者是退休官员、原任大理寺卿（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院长）尹嘉铨。

　　尹嘉铨的字很漂亮，淡墨小楷，精细绝伦。他上这份折子，是想为他已故的父亲、原河南巡抚尹会一“请谥”。

　　尹嘉铨说，他的父亲尹会一是一代理学名臣，品德出众，孝行感人，皇帝当年曾亲自赐了首诗予以褒奖。如今老父已经去世三十年，未蒙朝廷赐予谥号，他做儿子的感到日夜不安。因此请皇帝从那首御制诗里挑两个字，作为“谥号”。老父地下有知，一定感激不尽。

　　厌恶的表情笼罩了皇帝的面庞。这个尹嘉铨他早就领教过。此人是“道学家”，也就是一心一意要做“大圣大贤”的那种人。既然以圣贤为志，自然是不贪财，不过却非常热衷虚誉。在做山东布政使时，有一次借觐见皇帝的机会，曾当面向皇帝讨赏孔雀花翎，还和皇帝开玩笑说讨不到翎子没脸回家见老婆。乾隆当时就感觉十分不舒服，到底没赏给他。

　　没想到几十年后，他又来向皇帝讨赏了。这回讨的是“谥号”。“谥者，行之迹也。”赐谥，就是朝廷对大臣一生做出“官方评价”，乃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十分重大的事情，通常由礼部主持，内阁议定，皇帝亲批。如果大臣后代都像他这样擅自请谥，成何体统？尹嘉铨的心术乾隆一看即知。他不过是借这个“非常之举”为自己博“孝子”之名。如果请谥成功，那么他孝子之名益彰。如果不成，皇帝也不好拿这样出于孝心的请求来怪罪他。因为传统政治历来的口号都是“以孝治天下”。

　　虽然不治他的罪，但重重敲打他一下是十分必要的。乾隆提起朱笔，在折子后面批道：

　　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不祥的气氛笼罩在字里行间。

　　皇帝把折子抛到一边，打开了下一道。字迹还是那么淡而有力，不屈不挠，居然又是尹嘉铨的。内容是说，“我朝”出了好几位名扬天下的理学名臣，比如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他们一言一行都实践了孔夫子的教导，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因此他建议皇帝让这些人都“从祀孔庙”，也就是把他们的牌位都供到孔庙里，陪孔夫子一起吃冷猪肉，以示“光大圣道”之意。在折子结尾，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至于臣之父亲尹会一，既然曾蒙皇上御制诗章褒嘉其孝行，则已在德行之科，自然亦可从祀，不过此事究非臣所敢请也。”

　　皇帝的脸一下子变得刷白，薄薄的嘴唇微微发抖。这是他盛怒之极的表情。皇帝拿起朱笔，奋笔疾书：“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每个字都异常迅疾有力。

　　据说，“天子一怒，伏尸百万”。虽然没那么夸张，也去之不远。尹嘉铨完全没有料想到自己这两个折子的后果：

　　朝廷立刻派出要员，将尹嘉铨锁拿入京。皇帝批发六百里加急急件，命北京和山东两处官员，抄了尹氏在北京和山东博野两处的家。

　　和雍正皇帝一样，乾隆也十分喜欢抄大臣的家。乾隆抄家与雍正抄家有一条不同，那就是格外注意“违碍文字”。乾隆对臣下的日记、书信、私人笔记特别感兴趣，每次抄家都会严命抄家官员细心搜检，看其中有没有“悖逆之词”。这次抄尹嘉铨的家时，皇帝特别指示，尹氏之“丧心病狂，实出寻常意料之外”，所以“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因此“如有枉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因此，三月二十日天还没亮，前天夜里接到六百里加急上谕的大学士英廉就亲自带领大批兵丁，来到尹嘉铨在北京的住所，掘地三尺，细细搜罗。

　　不出皇帝意料，收获果然颇丰。作为一个“理学大家”，尹嘉铨不但藏书丰富，而且著作颇多。从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英廉共找到书籍310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的书籍一柜、书板1200块，以及书信一包共113封。乾隆组织一批翰林学士，组成“审读小组”，帮助他逐字审查。

　　在乾隆朝，只要想打倒一个人，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审查他的文字。作为庸凡之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有偏离“准星”之处，那么对不起，你就有可能犯罪了。经过细致筛选，乾隆在尹嘉铨所有文字中发现了数10处“悖逆”之处。

　　在后来公布的罪状中，皇帝说，最错误的一处，是这样一句：“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

　　尹嘉铨认为，因为打击朋党而禁止士人拜师收徒是错误的。儒家性理之学十分精微，其中最微妙的部分，只能通过拜师授徒方式传授。如果把大儒讲学授徒一律定为“朋党”，把官场上门生与座师的关系也视为“朋党”，势必削弱“父师之教”，造成圣人之学的衰微，反而不利于皇权独尊。

　　乾隆认为，这句话是公开与雍正帝唱反调。

　　打击“朋党”是清代政治的主线之一。宋代以降，大臣们结成朋党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师生关系”。由于科举时代录取率极低，考中者对于阅卷录取自己的主考官无不感激涕零，视为伯乐知音，一旦录取，就投拜这个主考官门下，成为他的门生。主考官往往通过这种方式结纳羽翼，门生也希望通过攀附座师而在官场迅速升迁，因此极易在朝廷形成一个个山头，党同伐异，造成朋党之祸。宋朝和明朝，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此。因此，雍正和乾隆使尽了种种手段，打击大臣们的“科甲”积习，也就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们以师生关系结党的习惯。雍正皇帝曾御制《朋党论》，反对大臣们拜老师收门生。

　　乾隆说：

　　朋党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之话……不知是何肺肠？

　　尹嘉铨的第二大错误，是著了一本书，叫《名臣言行录》。书中记录了清初以来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乃至本朝的鄂尔泰、张廷玉的嘉言懿行。乾隆将此书定为大逆之作，认为它会助长人们的朋党思维。因为只有朝廷才有品评大臣的权利，臣民无权把谁定为“名臣”，又把谁定为“非名臣”。如果个人可以树立品评标准，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孙的意见纷争。被列入名臣录的，其子孙门生自然会感激攀附，与其人结好。没有被列入的，其后代和同党必然起而攻之。这就很容易造成朝廷及士林的分裂。皇帝说：“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胪列，谬致品评，若不明辟其拌，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门户，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流之祸乎？”这种做法，和尹氏在奏折中建议把一些理学名臣入祀孔庙一样，断非人臣所应为。

　　虽然前期打击朋党的成绩卓著，乾隆却从来没有掉以轻心。他深知这一政治顽疾虽然匿迹于一时，却绝不会就此寿终正寝。政治高压稍一放松，它就会死灰复燃。对朋党的警惕，无时无刻不存于皇帝心中。尹嘉铨自投罗网，一下子激活了皇帝心中的过度防御机制。

　　尹嘉铨的出现，让日夜不停搜寻自己统治漏洞的乾隆又发现了专制政治的一个薄弱环节：民间讲学之风。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讲学现象非常普遍。孔子收徒三千，就首开民间讲学之先河，也正式创立了儒家学派。到了宋代，书院大量出现，名儒大家各自以书院为据点，传授自己体悟到的圣人心法，讲学之风空前繁盛，理学由此兴起并成为儒学的主流。及至明朝，讲学之风达于极盛。大儒王阳明极重讲学，认为这是开启智慧、传播学术的最佳方式，故一生讲学不休，甚至军旅之中也日夜不辍。王阳明的后学们光大乃师之风，或依托于书院，或约期于山水，甚至庙堂林野，寺观名胜，招朋引众，讲学辩论，宗风所及，几乎无处不讲学，无人不讲学。

　　民间讲学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目的是探讨发展学术真谛，陶铸学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唯一目标。民间讲学一秉学术自由的原则，尤其重视辩驳争论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各书院之间经常举行大规模的辩论会，各派学者云集荟萃，彼此攻伐，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学理的深入发展。日常师生之间，也注重质疑问难，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语录，一般就是书院师徒间的问答记录。

　　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讲学之风却戛然而止。萧一山说：“清人以异族入主，时不免存疑忌之心，对于智识阶级为尤甚。聚众讲学，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所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颁布命令，严禁士子会盟结社。各地民间私人书院也被政府转变为官办，原来自由学术研究的场所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讲学内容与规模受到严格限制。自由讲学之风由是渐息，清代之学术，“乃渐由学术团体，一变而为私人研究”。

　　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讲学之习在乾隆朝又有所抬头。特别是尹嘉铨这样以道学自命的“道学家”，更认为自己获得了圣人的“独传心法”，不传授给他人实在是一种损失，因此私下里仍然大肆收徒聚众，退休之后，更是奔走于各书院之间，宣扬自己的独特见解。乾隆认为，这是“盛世”的一大威胁。

　　清初统治者反对讲学，主要是怕汉人借此进行阴谋集会。及至乾隆时期，这种威胁几乎已经不存在。乾隆认为，讲学的最大威胁在于容易滋生朋党倾向。对于提倡纲常名教的道学本身，乾隆是坚定支持的。但是对于大小臣工学程、朱、陆、王诸大儒的样子，要求学术自由，百花齐放，自由辩论，他则绝不允许。正如鲁迅所说，“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盖党内有党，派内有派，是宗教和学术的共同规律。儒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儒学思想的生长点也是多源的，许多儒学大家往往把自己视为儒家正统，而把他人视为异端或非正统。自由讲学、自由辩论很容易导致一些不同学术派别的争执甚至冲突，而科举出身的朝中官员无不是儒学信徒，学术上的分门别类极容易引发政治上的矛盾斗争。比如宋代朱熹与陆象山就曾经势如水火，彼此辨别不休，在朝大臣也卷入其中，分成派别门户，门户之争又发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发了朋党之争，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如此，“小则紊乱朝政，大则颠覆宗社”。

　　所以，乾隆在斥责尹氏的圣旨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

　　专制政治发展到极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间自发组织的可能，把一切社会能量纳入政治控制之下。读书人因讲学而聚会，因聚会而议论，正是一种人主无法完全驾驭的力量，是必须禁止的。他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埋头潜修、躬行实践就行了，不可以道统所在自居，大讲其仁义道德。尹嘉铨自己讲学还罢了，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学名臣，企图重新挑起“正统”之争，煽动讲学之风，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兴起这场大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击有所抬头的民间自由讲学之风，把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民间力量消灭于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铨的“罪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钦命以大学士三宝为首组成专案组，对尹嘉铨进行审讯。

　　审讯进行得极有特点。在皇帝的授意下，审案大臣并不拷问尹嘉铨的“大逆”实迹。他们知道，这个“道学家”、书呆子，一辈子只知道读书做文，想成为大圣大贤，“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动问题”。他们审问的重点，是尹氏的家庭隐私。

　　会审尹嘉铨时，审案大臣丝毫不顾这位前“三品大员”的面子，为了“泄公愤而快人心”，将其“严加夹讯，多受刑法”，以拷问“其究属何心”。在夹棍之下，这位圣人之徒没有挺住，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请看以下几段审讯记录：

　　当年尹氏当面讨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承审官首先追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自打嘴巴，承认自己“怕老婆”“假道学”，承审官并不满足，又追问起他要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处女为妾未果的事。

　　承审官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她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正经人干的么？

　　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她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她，实在我并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她年过五十，我还将要她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已经承认自己廉耻丧尽，承审官却还有更尖刻的问题。

　　承审官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据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承审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没有皇帝的授意，他们是不敢把审理“国家要犯”的严肃之地变成嬉笑怒骂的娱乐场所的。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对“道学家”尹嘉铨如此刻薄呢？

　　康、雍、乾三朝政治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反对“假道学”。三代皇帝表面上对“道学”尊崇备至，但用人行政中，却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对于那些以继承孔孟“道统”为职志，成天致力于“为贤作圣”的书呆子其实不屑一顾。

　　应该说，“道学”确实有真假之分。“道学”一名流行之后，“假道学”这三个字就应运而生，如影随形。儒家理想主义所悬标准过高，为庸常人性所难堪，而学做圣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标，因此有的人不免虚伪迂阔，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盗名，为世人所诟病。有些道学家，不注意力行实践，而致力于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圣人”模样，峨冠，阔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饭，菜羹，在家静坐不语，出门则平步阔视，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学”先生。还有的道学家，表面上满口天理流行，行动中却处处人欲为先。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这种人的作风有精彩的描写：“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

　　假道学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没有修到大圣境界，却妄图进入历史。尹嘉铨为人行事，就颇多假道学的嫌疑。他的倒霉，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打击假道学这么简单。在打击假道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清代帝王对“真道学”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说，“道学”或者说“理学”，要求人们践行圣人的教导，做正人君子，忠君孝亲，对专制统治是有利的，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专制主义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就连这种“道学”本身，也成了专制制度扩张的妨碍。

　　原因很简单。理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家学说为士人们设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为顶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学都对人的自由意志极为推崇。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学要求其信徒能在权力面前挺起腰杆，而不做随声附和的应声虫。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自己能够通过道德砥炼，成为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远远超越帝王和其他权力者。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但是，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清代的建立，与以前诸朝不同。在入关以前，满族社会中带有大量的奴隶制因素。雍正皇帝说：“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说：“主仆之分，满洲尤严。”“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传统儒家君臣关系是完整的互动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各有各的尊严底线。然而入关之后的清代皇帝却以满洲“主奴名分”偷换了，或者说改造了数千年以来的君臣关系，使之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关系。他们要求，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需求，特别是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大臣要无时无刻不与皇帝统一思想，不许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他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雍正开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设想挫辱、打击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头的大臣。在乾隆以文字狱打击“假道学”尹嘉铨之前，雍正就以冤狱打击过“真道学”杨名时。

　　杨名时，号凝斋，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从大儒李光地受经学，造诣益深。历任直隶巡道、贵州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年）擢兵部尚书，总督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