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涿州时，有个叫杨四的侠义之士不满朝政，听说岳正是因忠直而被奸臣所害，便决定设法救岳正一命。杨四设下宴席，请押解岳正的解差喝酒，等解差大醉后，杨四设法脱去岳正双手的刑具，用刀刳大了木枷孔的边沿，这样刑具就成了摆设，岳正的手就舒伸自如了。等到解差醒来，杨四立即送上了一大笔银子，请他们对刑具被改造一事视而不见，这才救了岳正一命。
岳正在肃州戍所的时候，明英宗曾对人道：“岳正倒好，只是大胆！”
岳正听说后，立即挥笔自画了一幅像，写上英宗的话，末尾写上：“有自京师来者，传天语于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或以贺正曰：‘上念如此，行召公矣。’曹生为写陋容，遂隐括其辞，题于上云：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惟帝念哉，必当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尝闻古人之言，盖将之死而靡憾也。”
岳正已经知道皇帝是了解他的，也没有忘记他的好处。倘若他改掉大胆的习惯，就会得到重用，但他却表示，宁死也不会改变[10]。
显然，明英宗复辟后，内阁并不平静，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局的不稳定。在这些进进出出的阁臣们身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任吏部尚书王直要庆幸当初杨士奇抑制他不让入阁了。明英宗复辟之初，对石亨和曹吉祥恩宠无比，视为心腹，言听计从。石、曹等人，分据要害，操生杀之大权，处处以“功臣”自居，骄纵恣甚，不可一世。
在景泰年间，石亨即对文臣节制武臣之制不满，数以为言，但当时于谦尚为兵部尚书，石亨始终未能如愿。英宗复辟后，石亨以其功臣之身，再次建言。至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六日，明英宗谕户部、兵部二部官说：“我今复位，凡百行事宜，当遵祖宗旧制。各处巡抚提督等官，是一时权宜添设，宜即将各官取闲。其各处边备及军民事务，令总兵等官兼理。事有不便及官有不法，从巡按御史究治。重者奏闻区处。”
从此，巡抚之官不兼提督军务。此后不久，各处巡抚兼督军务官纷纷调动改职。如总漕兼巡抚凤阳、提督军务的王竑改浙江参政，云南巡抚兼督军务的右副都御史郑禹改福建副使。
石亨更加得意，恃宠而骄，大树其党，颐指气使，欺上瞒下。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天顺元年（1457年）五月二十三日，监察御史杨瑄上奏弹劾石亨怙宠专权。石亨得知后，立即泣诉于明英宗朱祁镇面前，说杨瑄凭空诬陷。明英宗为了抚慰石亨，令工部为其建造宅第，以示恩宠。这所宅第一直到年底才完工，华丽逾制。
有一天，恭顺侯吴瑾陪明英宗登临翔凤楼。明英宗看到石亨新建的宅第，宏伟华丽，十分惊讶，便回头问吴瑾：“此为谁家宅第？”
吴瑾是蒙古人，其伯父吴克诚和父亲吴克勤都在土木堡一战中英勇战死。他为人正直，历来不满石亨弄权，有心要揭发石亨的专横，便故意回答道：“这一定是王府。”明英宗笑着说：“不对，这里哪儿来的王府。”吴瑾说：“如果不是王府，谁敢斗胆这般狂妄，修建如此豪华逾制的住宅？”
明英宗默然无语。之后问清是石亨的宅第后，对身边的宦官说：“石亨恣横，无人敢发其奸。”自此渐恶石亨。
而石亨却毫无觉察，“无日不进见，数预政事”。如果他所请奏的事得不到明英宗的批准，“艴然见于辞色”。为人臣子，竟然敢公然给皇帝脸色看，他后来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即使明英宗没有召见石亨，石亨也要借故进宫。明英宗不胜其烦，发脾气说：“阁臣有事，须燕见。彼武臣，何故频见？”特意召负责皇城宿卫的恭顺侯吴瑾面谕叮嘱：“武臣非奉诏，不得擅入左顺门。”这实际上是针对石亨之举。
大学士李贤见明英宗已经开始意识到石亨之辈骄横，便趁机提醒皇帝道：“石亨等人以‘夺门’居功，可‘夺门’二字怎么能流传后世？皇位本来就是陛下的，如果是夺，那就不正常了。况且，当时郕王病入膏肓，势将不起，那时候，群臣定会上表请皇上复位，名正言顺，又何必夺门呢？幸亏当时成功了，万一失败的话，石亨等人死不足惜，可陛下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石亨这些人无非是利用陛下图富贵，哪里有真正为社稷之心？”
明英宗仔细思量，这才恍然大悟，立即命将“夺门”改称为“复辟”，即真正合法的世系恢复了皇位继承权。自此，明英宗对李贤愈加信任。
明英宗得到李贤的提醒后，仔细观察石、曹等人的所作所为，终于慢慢地意识到：这帮“功臣”原是奸诈险恶之徒，不可久留。明英宗曾向李贤问计：“此辈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门，为之奈何？”李贤对答说：“陛下唯独断，则趋附自息。”
于是明英宗便采取措施，打算一步一步地收拾石、曹等人，这便成为锦衣卫门达、逯杲相继得到重用的根本原因。
石亨一党中最先倒台的是陈汝言。因为陈汝言是兵部尚书，身处要害，为将其先行剪除，明英宗密令锦衣卫指挥佥事逯杲侦查陈氏不轨之事。
陈汝言，字时献，陕西临潼人。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景泰中，依附石亨，迁户部右侍郎。天顺元年（1457年）以迎立功，于同年六月迁兵部尚书。当然是在前任兵部尚书徐有贞倒台后的事。
逯杲原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朱骥手下，朱骥受岳父于谦牵连被削职流放后，逯杲代任朱氏之职。其人强悍阴鸷，得到明英宗密旨后，立即着手侦查。他效率极高，第二天就向明英宗回报。
原来明英宗曾命兵部给叔叔襄王朱瞻墡增加护卫，当时朝野上下见襄王朱瞻墡恩宠无比，只在明英宗面前提了一句，被逮下狱的按察使王槩就被放了出来，还立即升为大理卿。可见走襄王朱瞻墡的门路是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因此，京卫中希望去给襄王朱瞻墡当护卫的人不在少数。于是，负责这件事的兵部尚书陈汝言就奇货可居了，他因此大力收受贿赂，专擅选调。
明英宗得知后大怒，立即命言官弹劾陈汝言。结果陈汝言被逮捕下狱，从他家中抄出了财货巨万。英宗怒不可遏，下令将抄出的赃款摆在大内廊庑之下，召集大臣去看，愀然道：“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资。汝言抑何多也！”
言语之间，流露出皇帝对于谦被杀一事的追悔态度。当时石亨也在场，低头无言以对。陈汝言之后一直被关在监狱，于天顺五年（1461年）十二月死于狱中。
此后，明英宗对逯杲信任有加，逯杲也“摭群臣细故以称帝旨”。当时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外戚会昌侯孙继宗兄弟仗势抢夺官田，逯杲上奏弹劾，张懋等勋贵们被迫服罪，还田于官，事情才算了结。张懋是张辅之子，孙氏兄弟则是孙太后亲弟弟，逯杲不畏权贵，由此名声大噪。他此时官职虽然不及锦衣卫指挥使门达，但势力却在门达之上，门达都不敢与其争锋。逯杲察觉到明英宗不满石亨作为，便暗中派人伺机窥测石亨的隐私，希望能抓住把柄。
当时石亨执掌京营兵权，侄子石彪英勇善战，镇守重镇大同。有人密告石彪骄纵。明英宗顾虑倘若石亨叔侄二人内外呼应，对京师将构成巨大的威胁。天顺三年（1459年）七月，明英宗召石彪还京。石彪贪恋权势，竟然拒不从命。为了谋取大同守备的要职，石彪指使大同千户杨斌等人入京，联名保奏石彪为大同守备，在奏书上签名的有四十九人。
石彪虽然居心叵测，但到底还是武将出身，在政治和策略上显得相当幼稚。当时大同有十五个卫，三个千户所，一卫下有五到六个千户，总数是五十一人。此时，竟然有四十九人保奏石彪，这只能表明大同的军队几乎全部在石彪掌握之中。明英宗当即疑心大起，命逯杲审讯杨斌等人。逯杲手段毒辣，杨斌等人抵不过严刑拷打，如实招供出保奏一事是受了石彪指使。
另外由此牵扯出一桩牵涉外交与国体的重大事件。英宗被囚禁在南内时，瓦剌首领也先为了履行当日要将妹妹嫁给英宗的诺言，派人将自己的妹妹送到大同，托大同守将石彪转献京师的英宗。石彪见英宗失势，而瓦剌公主姿色可人，便暗中强占，自行消受。不久后，也先因蒙古内讧被杀，此事也无从对证。
杨斌也将瓦剌公主一事揭发了出来，明英宗大怒，天顺三年（1459年）八月，敕令石彪疾驰入京。圣旨大如山，石彪不得不从，一回到北京，就被逮捕下锦衣卫狱。明英宗随即命逯杲赶到大同，将石彪同党都指挥朱谅等七十六人全部逮捕。逯杲就此揭发石彪之弟石庆的罪状，被牵连的人甚多，逯杲因此升任指挥同知。
石彪事发后，言官于朝廷弹劾，有人事先泄露给石亨。明英宗知道后大怒，遂下令：“禁文武大臣往来，其给事中，御史及锦衣卫官，不得与文武大臣交通。违者依洪武间铁榜例治罪。”
石亨得知消息后，上书请罪，以试探明英宗的态度。明英宗也极为老练，“慰谕之”，表示石彪的罪与石亨无关。石亨又请削去石家子弟的官职，放归田里，当时石家子弟冒夺门之功受封者多达千人。明英宗也没有同意。
石彪被下狱审讯后，有更多的大罪被揭露出来，比如他曾经指使人到苏州采办绣蟒龙衣及不是臣子所能用的特大号红床。这就是死罪，石彪因此被抄家。朝臣纷纷劾奏石亨“招权纳贿，肆行无忌”。逯杲也认为石彪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其实是受了石亨的指使，请求将石亨逮捕。明英宗念旧，还是狠不下心，只下令石亨在家养病，实际上是软禁了石亨，并免除了他的职位。
好笑的是，逯杲并没有就此罢休，派人长期驻守在石亨家门口，严密监视进出人等的举动。结果发现石亨并不安分守己，与从孙石浚和都督杜清来往密切。
当时京师有流言说：“土木掌兵权。”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后来有人揭发，土木合起来就是一个杜字。于是，逯杲将目标放在都督杜清身上。
这杜清确实不够安分，蓄养来历不明的闲汉，还四处打听英宗皇帝的行踪。逯杲立即向明英宗密奏石亨与从孙石浚等造妖言，专伺朝廷动静，谋反行迹显著。
因为涉及自身安全，明英宗这次没有迟疑，下诏逮石亨下狱，籍没其家。天顺四年（1460年）二月，石亨瘐死于狱中。瘐死是指在监狱中因疾病、饥饿、折磨等原因而非正常死亡。毫无疑问，这是有人故意要让石亨死。之后，石彪、石浚等均被斩首示众。曾经显赫无比的权臣石氏家族顷刻间烟消云散[11]。
石亨败后，其门下冒功得官者被罢黜四千余人。锦衣卫长官门达和逯杲其实也是依附石亨才得到提升，但明英宗正倚重二人，特意下诏书留任。尤其逯杲在石亨一案中出力甚多，更加得到明英宗信任。
逯杲更加得意，权势超出于门达之上。他派锦衣卫校尉侦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门为了避祸，争相进献乐伎及财物给逯杲，就是皇亲国戚也不能幸免。不主动进贡的人，通常都被逮捕，罗织罪名定案。当时有朝见皇帝资格的官员，一大半受到过逯杲的指控。彭城伯张瑾因为妻子病死下葬，称病不去朝见，却与人在私宅中饮酒，被逯杲劾奏，差点儿得了大罪。有些地方上的奸民趁机兴风作浪，诈称是锦衣卫校尉，收受贿赂，横行无忌。
逯杲手下校尉诬蔑宁王朱权后裔宁府弋阳王朱奠壏母子淫乱。明英宗派官员前往查勘，结果并无其事，就连一向与朱奠壏不合的靖王朱奠培也说这事没有证据。因为事关宗亲，明英宗很生气，责备逯杲。逯杲为了取信于英宗，大力构陷，英宗信以为真，赐朱奠壏母子自杀。
朱奠壏死后，人们刚把他尸首抬出埋葬，天气骤变，雷声隆隆，大雨如注，平地上积水瞬间深达几尺。当地人都认为朱奠壏母子死得冤枉，所以上天都为之愤愤不平。然而，在政权的巩固阶段，明英宗时刻提防朝中大臣结党，所以格外倚重门达、逯杲这类人，这是帝王权术的需要。
石亨之败，给曹吉祥以很大的打击，他总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尤其是明英宗听从内阁大学士李贤的意见，下诏禁用“夺门”字样。曹吉祥认为夺门之功被否定，心里恐惧，渐渐酝酿异谋。而石亨倒台后，逯杲又将目标对准了司礼监太监曹吉祥。他派人刺探曹氏阴事，多有讦告，曹吉祥恨之入骨。
曹吉祥早年参加过麓川之役、征兀良哈、讨邓茂七和叶宗留等，立有军功。每次出兵，他总是挑选达官及作战英勇的士卒，归到自己帐下，回师后豢养在家中，所以家中隐藏了许多甲兵。夺门之变后，曹吉祥掌管司礼监，兼总督京营三大营，兵权在握，更是蓄养了大批死士。曹吉祥原与石亨狼狈为奸，及石亨失败，他内心不安，预感到自己亦将遭到灭顶之灾，于是决定铤而走险，大肆搜罗亲信，结为死党。
曹吉祥天天犒劳手下亲信，任意赠送金银、粮食、丝绸。亲信们担心曹吉祥一旦垮台，自己也会受到牵连，都表示愿意誓死效力。曹吉祥嗣子曹钦问门客冯益道：“自古以来有宦官子弟当天子的吗？”冯益回答道：“你的本家魏武帝便是其人。”
魏武帝是指曹操。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钦听了大喜，更加坚定了夺权之心。但这时候却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曹钦自己先触发了危机。
曹钦手下有个锦衣百户曹福来，颇有经济头脑，常常借采办的名义，自己从事贸易牟利。结果，曹福来被逯杲盯上了。曹钦得知消息后大为恐慌，因为曹福来也是起事的知情者，万一曹福来向逯杲泄露，就前功尽弃了。于是，曹钦指使曹福来的妻子去向锦衣卫报案，说丈夫得了失心疯，不知去向。这是曹钦有预谋的伏笔，万一曹福来泄露了秘密，疯子的话是没有人当真的。逯杲得报后，立即将计就计，派人缉捕曹福来。曹钦见此计不成，便决定先下手为强，派人去杀曹福来。
曹福来在保定被曹钦派出的杀手发现，正在动手的时候，有个姓顾的巡按御史刚好率兵路过，不但救下了奄奄一息的曹福来，而且逮住了其中一个凶手。凶手招供出是受昭武伯曹钦所派。顾御史上奏弹劾曹钦。英宗命令锦衣卫指挥逯杲严查此事，并颁布敕书，遍告群臣：不准臣下自行其是，干涉法典。
曹钦心惊胆战，急忙找曹吉祥商量对策。曹吉祥也深知大祸将要临头，决定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经过多次策划之后，定于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初二清晨正式起事。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边境有警，怀宁伯孙镗即将挂大将军印出征，兵部尚书马昂监军，定在七月初二在奉天殿举行辞别仪式。而头天晚上孙镗和马昂按惯例留宿朝堂，如果杀了这两人，可以直接夺门入奉天殿。于是决定由曹钦自外拥兵入宫，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废除英宗。
起事头天晚上，曹钦召集心腹，大摆宴席，专门等待凌晨行事。指挥马亮突然觉得曹钦造反如同儿戏，万一不成，罪至灭族，于是起了告密的念头。宴席中，马亮借口上厕所，逃席而去，直奔朝房告密。
当夜恭顺侯吴瑾在朝房当班，听到马亮所言，大惊失色。因为此时已经是深夜，皇城全部落锁，要传话到深宫，只能通过字条，可吴瑾是蒙古人，不会写汉字，他急忙叫醒了留宿在朝堂的怀宁伯孙镗，告诉情由。
孙镗武将出身，肚子的墨水也不多，匆忙之下竟然不知道该如何措辞，只好直截了当地写道：“曹钦反，曹钦反！”随后将这六个字的纸条从长安右门门缝塞入大内。纸条被火速传入深宫，明英宗得知消息后，急忙派人逮捕了大内的曹吉祥，同时敕令皇城及京城九门俱不准开启。
曹钦发现马亮逃跑后，知道事情泄露。他恼恨逯杲一直暗中派人侦查曹氏，先带人半夜骑马前往逯杲的家中，杀了逯杲并割下首级。随即直奔西朝房。御史寇深正在西朝房待朝，被曹钦一刀杀死。
到了东朝房，刚好遇上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李贤。李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曹钦手下人二话不说，上前一刀砍伤了李贤。曹钦急忙喝止，上前握住李贤的手，道：“李公是好人，我今日为此事，实由逯杲激变，并非出我本心，烦公代为奏辩！”李贤见大变发生，便含含糊糊地写了几句。
曹钦带着李贤写的奏疏到达长安左门，想从门隙投奏疏进去。不料那门十分坚密，奏疏无法塞入。曹钦大声喊门，此时宫中守卫早已经得到明英宗之命，自然不肯开门。曹钦便下令手下放火烧门。守门卫士紧急拆除御河边的砖石，将门死死堵住，火一时烧不进去。曹钦等人无可奈何，只在门外呼噪，声彻宫中。
怀宁伯孙镗来不及调兵，急忙到太平侯张瑾家，邀兵击贼。张瑾畏惧，不敢出。孙镗便令儿子孙辅和孙軏到宣武街召集征西将士。孙镗很有心计，要儿子不要告诉大家是曹氏谋反，而是说：“刑部囚犯反狱，抓住越狱者重赏。”霎时间，立即召到西征将士两千人。孙镗这才对大家解释了曹钦谋反的经过，众人表示要奋勇向前，击杀曹钦。工部尚书赵荣得到消息后，披甲跃马，一边狂奔，一边高呼杀贼有赏，竟然也由此召集了数百人。
这时候，天渐渐亮了，恭顺侯吴瑾率五六骑出来观察战况，刚好与曹钦迎面遇上，吴瑾寡不敌众，力战而死。明英宗一直十分信任吴瑾，曾经想派他去守甘肃，吴瑾推辞说：“臣，蒙古人，陛下若用臣守边，恐外裔轻中国。”明英宗“善其言”，从此更加恩宠。
曹钦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又下令放火烧门。门内守卫极有计谋，见火势越来越大，门难免被烧毁，干脆搬了许多柴禾和易燃物品，投到被烧坏的门处，火势炽烈，曹钦等因而无法进门。
天色已经大亮，曹钦的党羽心中开始畏惧，不少人悄悄散去。曹钦被左右夹攻，料难成功，便打算退走。孙镗率兵紧追不舍，孙镗的儿子孙軏砍中曹钦的胳膊，但孙軏也被曹钦杀死。曹钦率军去冲安定各门，想逃出城去，不料各门关闭，巍然不动。
适逢大雨瓢泼，曹钦全身被淋湿，狼狈万分，见走投无路，只得逃回家中。孙镗督促各军高喊着冲杀进来。经一番恶战之后，曹钦走投无路，跳井自杀。曹家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屠灭。曹吉祥一家发动的兵变，一夜之间即被镇压。
过了三天，曹吉祥在闹市被车裂，其党羽汤序、冯益等以及曹吉祥的姻亲党羽全部被杀。
孙镗论功第一，进爵世侯，仍典三千营；孙軏赠百户，世袭；马昂、李贤并加太子少保；马亮告叛有功，擢为都督；将士等升赏有差；追封吴瑾为梁国公，赠寇深少保，以擒贼诏示天下。
曹吉祥只是个宦官，其叛乱在明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再如何骄横，也不敢公然和皇帝对抗，造反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即便后来明熹宗一朝魏忠贤权势熏天，也没有敢与皇帝较量。这只能说明，在英宗复位初期，政局相当不稳定，从之前阁臣们的进进出出，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中国历史上，一生中当过两次皇帝的除了明英宗朱祁镇外，还有唐中宗李显。李显是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第三个儿子。上元二年（675年），武则天鸩杀了年仅二十四岁的亲生儿子李弘。次子李贤随即被立为太子。但不久后武则天又指使人诬告李贤谋夺皇位。李贤被废，贬为庶人，被迁到巴州。三子李显被立为太子。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去世，李显由太子即皇帝位，为唐中宗。武则天为皇太后，总揽朝政。两个月后，武则天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立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睿宗终日居于别殿，不管朝政，朝政尽归武则天裁决。武则天废除中宗李显后第三天，派人赶到巴州，将李贤杀死，许多人牵连被杀。
公元690年的重阳节，即九月初九，年近古稀的武则天改元天授，正式建立了大周王朝，自称“圣母神皇”正式将李唐天下变为武氏天下。这一年，武则天六十七岁。同时，降睿宗李旦为皇嗣，降太子李成器为皇太孙。后来李显被迎回，重新立为太子。长安四年（704年）八月，已经八十一岁的武则天终于卧病不起。宰相张柬之经过周密部署，在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二十三日发动了兵变，羽林将军李多祚率兵自玄武门入，斩武则天男宠张昌宗、张易之于院左。太子李显即位，复为中宗，恢复唐国号。只是中宗李显的下场也不大好，被自己最信任的妻子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下毒害死。
对于第二次即位的英宗朱祁镇来说，一切的仇恨，最后必然要归于根源。而这一切困难的根源，本来应该是王振。王振擅权乱政，又导皇帝亲征，酿成土木堡之祸。然而，英宗却对先生王振思念不已，特地命人雕刻一个王振的木像，招魂安葬，并在智化寺为王振塑像，还赐额曰“旌忠”。智化寺由此成为宦官王振的家庙。直到三百多年后，清朝皇帝乾隆下令毁掉王振像，改供佛像。此后，智化寺便逐渐衰败了。
毫无疑问，明英宗复辟后，进行了诸多无情屠戮。在他身上，再一次表现出八年前他所拥有的以自我为中心、为所欲为的强烈特征。不过，对于明英宗而言，他的行为仍然可以解释得通——
他登基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在宦官王振的把持下长大，享受的是无穷无尽的不识愁滋味的放纵，随即经历了亲征、被俘、成为太上皇等一系列人生重大变故。等到好不容易回国，又被亲弟弟囚禁，孤寂与落寞无时不在，连生命都没有了保证，时刻生活在惊恐之中。所以当政变出人意料地将他重新扶上皇位时，他便有意识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措施和毒辣手段来确保权力的巩固，这也是为什么明英宗会在皇位失而复得后开始一改常态地勤政。
明英宗复位后不久，便做了一件惊人之举，下令释放朱文圭。朱文圭是建文帝次子，史称“建庶人”。当年靖难之役，朱棣攻入南京之后，皇宫起火，建文帝朱允炆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去向，朱允炆次子朱文圭当时才两岁，被朱棣废为庶人，幽禁在凤阳广安宫。
明英宗之所以突然想到朱文圭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跟他长达八年的南宫囚禁生活不无关系，大概是因为起伏的命运使得他对世事沧桑多了几分理解。
释放朱文圭之举在当时争议颇大，一些人认为不妥当。明英宗专门征询大臣李贤的意见。李贤道：“这是尧、舜之用心。”促使明英宗下定了决心。
天顺元年（1457年）十月二十六日，朱文圭及其庶母以下家属五六十人都被释放，安置在凤阳，听其婚娶出入自便，给守门人二十人，婢妾十数人。
明英宗身边的人还担心放出朱文圭会出变故。明英宗倒是极有气度，慨然道：“有天命者，任自为之。”
此时的朱文圭已经五十七岁了，他自小被囚禁在高墙内，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连牛和马都不认识，对突如其来的自由和安乐也感到无所适从，被放出来后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一些野史记载说朱文圭的死是因为房事，这倒叫人格外感叹，倘若他继续被囚禁，诸事不知，也许反倒可以尽享天年。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患病。病危时下遗诏，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由此废止了宫妃殉葬制度。此后明朝各帝都遵从此遗诏，不再以宫人殉葬。明英宗此举，被史家称赞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
正月十七，复辟帝位整整七年的明英宗病死，葬于裕陵，终年三十八岁，从而结束了他大起大落、跌宕传奇的一生。
在明朝十六个皇帝中，明英宗的经历是最奇特、最复杂的。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富有戏剧性的一生也不乏某种悲剧色彩。而他的悲剧因素，还将在他的儿子身上流传。
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被瓦剌俘虏时，长子朱见深还不到两岁。在严重的国家危机中，朱见深被孙太后立为太子。这时候的朱见深，还并不清楚太子的地位对他来说意味着将来的君临天下，也由此注定他将有不平凡的人生。
命运总是爱开玩笑。朱见深虽然小小年纪就当了储君，但他的太子位并不安稳，尤其当叔叔明景帝朱祁钰有了儿子朱见济后，他的地位和生命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私心极重的明景帝一心要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开始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废掉朱见深。不过，倘若现太子朱见深意外地死去，朱见济就能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正因为如此，朱见深一度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当时有人看出这一点，建议将朱见深接到南内由明英宗亲自抚养，但后来经过商议，还是认为由明英宗生母孙太后养在仁寿宫比较好。即便如此，孙太后的地位也大不如从前。朱见深虽然年纪还小，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耳闻目睹，多少有些感觉，以致从小就落下了口吃的毛病。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五岁的朱见深终于被废太子位，改封沂王，他的小堂弟朱见济被立为皇太子。
朱见深父亲明英宗被囚禁南内的八年，正是他的童年。本该天真欢娱的年代，却代之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明景帝之刻薄，自然也不会对朱见深予以照顾。虽然史书记载朱见深“年虽幼，举止如成人，气度非凡，不轻言笑”，但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他的童年非常压抑，且阴影影响了他终身。对于朱见深而言，唯一的安慰，就是似姊似母的万贞儿。
万贞儿是孙太后亲信，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后因犯法流配边疆。万贞儿年仅四岁便充入掖庭为奴，十多年后出落得花容月貌。孙太后怜她聪明伶俐，又是家乡人，便命她在仁寿宫管理服装衣饰等事，甚为得力。后来景帝即位，孙太后担心孙子朱见深的处境，特意派信得过的万贞儿专门照料孙子。万贞儿因此成为朱见深的贴身侍女，她比朱见深大十七岁，整天带着朱见深游玩戏谑，日益亲近，以至形影不离。朱见深被废太子位后，万贞儿极力抚慰，照顾得极为周到。在险恶的宫廷争斗的环境中，聪慧的万贞儿所带给朱见深的心灵上的慰藉，远非后人所能想象。而就是这种在患难中产生的不离不弃和互相依赖的深厚感情，竟然会在后来导致明朝的第一个外戚擅权。
上天似乎对朱见深格外垂青，先是被立为太子的朱见济早夭，随即便是著名的“夺门之变”，这也意味着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将失而复得。明英宗复辟成功后，消息传到仁寿宫，万贞儿抱着年仅九岁的朱见深又哭又笑。许多年以后，朱见深才明白当时万贞儿的心情。
朱见深再一次以英宗长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他逐渐长大了，但性格依旧木讷软弱，童年时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由于幼年卷在皇位之争的旋涡中，精神压力非常之大，朱见深从小留下了口吃的毛病。他的反应也非常迟钝，据说连他的父亲明英宗朱祁镇都怀疑儿子的智力是不是有问题，也怀疑这样的儿子是否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朱祁镇曾经密召李贤，问道：“一定要传位给太子吗？”可见皇帝对这个儿子实在是不放心。
当时宫中的流言也很多，盛传太子朱见深与比他年长十七岁的宫女万贞儿不清不楚。但因为万贞儿是孙太后的心腹，对太子又有抚育之恩，加上太子对她无比依赖，明英宗和太子生母周贵妃对此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因此，宫中人人都知道，一旦朱见深即位，万贞儿必将贵不可言。
周贵妃，昌平人，庆云侯周龙女。她被明英宗纳为嫔妃的经历颇为传奇。有一次，明英宗到郊外打猎，追逐一只兔子，结果闯进了周家。周家人惊慌失措，四处躲避，周氏才十岁许，却未躲匿，而是大方地瞪着明英宗这个不速之客。明英宗大为惊讶，认为周氏非常人，于是将她携入宫中。正统十二年（1447年），周氏生皇子朱见深。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复辟后，周氏才被封为贵妃。
周贵妃母凭子贵，颇为傲慢无礼。明英宗看在眼中，担心将来太子朱见深即位后，会因为生母周贵妃而不尊崇钱皇后地位。所以在临终前，特别遗命大学士李贤：“钱皇后千秋万岁后，应与朕同葬！”按照明朝惯例，一帝一后同葬。明英宗这道命令就如同明白地告诉周贵妃：即便你的儿子做了皇帝，钱皇后的太后地位是不能动摇的。这是明英宗对糟糠之妻感情深厚的体现。
然而，尽管明英宗事先做了预备，最终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明英宗死后，十六岁的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周贵妃嫉妒钱皇后，想只立她一人为太后。明宪宗朱见深不敢违抗母命，只好下令廷议。由于大学士李贤、彭时力争，周贵妃才同意两宫并尊为太后，钱皇后为慈懿皇太后，周贵妃为皇太后，两宫地位相等。在为明英宗营建裕陵时，李贤等大臣考虑到一帝二后的特殊情况，提议地宫建三个棺位，但遭到明宪宗的反对。
成化四年（1468年）六月，钱太后病逝。周太后反对钱后与明英宗合葬。群臣自然都激烈反对，一致认为明英宗与两后合葬是“礼之所合，孝之所归”。几次疏争，周太后仍然不同意，要求为钱太后别择葬地。礼部尚书姚廷夔与其他的廷臣九十九人都不同意为钱太后另外建造陵寝。
明宪宗对群臣说：“悖礼非孝，违亲亦非孝，卿等为朕筹一良法。”意思是他也进退两难，让他的大臣们给他想个办法，但群臣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并由姚廷夔率百官跪在文华门外候旨，从上午巳时一直等到下午申时。明宪宗一直没有降旨，只派人出来传谕群臣暂且先各自回家。群臣却不肯善罢甘休，一齐伏地大哭道：“若不得旨，臣等不敢退去。”自此，开了廷臣哭谏的先例。
又耗了一阵子，明宪宗还是耗不过这些意志坚定的大臣，只得下旨命将钱太后与明英宗合葬裕陵。群臣这才齐声呼万岁，各自回家。
同年九月，钱皇后葬裕陵，谥“孝庄皇后”。然而，钱皇后虽葬裕陵，并没有与明英宗合葬在一处，而是同隧异室，葬在离明英宗玄宫数丈远的左配殿中，右边则空着留给周太后。周太后还派人暗中做手脚，堵塞了两殿之间的市道，意思就是不让钱太后在另一个世界跟英宗见面。
明十三陵位置图
周太后的寿命很长，一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才病逝，以皇后礼葬裕陵。周太后去世后，当政的明孝宗朱祐樘提出当时安葬钱皇后不合礼制的事，想打通钱皇后墓室和明英宗玄宫的隧道。钦天监说：“通陵事，岁向不利。”终于还是没有改变。
十八岁的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度。他不计前嫌，不记恨叔叔明景帝朱祁钰曾经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了朱祁钰的帝号，并对明景帝陵寝进行了整修。明景帝之女固安公主在英宗复辟后，降为郡主。成化时，固安郡主长成，明宪宗以阁臣奏，将其下嫁王宪，礼仪视公主，以故尚书蹇义赐第赐之。可见在明宪宗心中，既没有怀恨明景帝，也没有对景帝的后代采取任何报复的措施，相反还格外优待。
明英宗晚年，已自悔“夺门”之不当。明宪宗深察父皇之心，即位后，重新为夺门之变厘定是非，其中最大最得人心的事件便是为于谦平反昭雪。成化元年（1465年）二月，监察御史赵敔首先上疏，请求为于谦及其家人雪冤，“死者赠官遣祭，存者复官”。明宪宗表示同意。于谦长子于冕本来被遣戍龙门，先是赦免回家，次年恢复官职，为府军前卫副千户。义子于康已死在辽东贬地。女婿朱骥则早在天顺年间便已被赦免，明宪宗命其重回锦衣卫任职，后朱骥一直做到锦衣卫最高长官。
除此之外，明宪宗还特意派使臣马璇代表自己到于谦墓前祭奠。祭文由翰林院代撰，内中道：“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恃，为权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复卿子官，遣人谕祭。呜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顺乎天理，厄于前而伸于后，允惬乎人心。”
这篇以皇帝名义撰写的祭文打动了许多人，民间争相传诵。
另外一件比较得人心的事，是明宪宗罢免了锦衣卫长官门达。天顺时，明英宗重用门达，朝野为之侧目。明英宗病危之际，门达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暗中结纳太子身边的宦官王纶。王纶利欲熏心，暗中结纳外臣，与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密谋，打算等到太子即位后，让钱溥入阁，代替大学士李贤辅政。结果这件事被人揭发出来，明宪宗大怒，斩杀王纶，贬谪钱溥到广东顺德，门达贬谪贵州。但门达因为以前干的坏事不少，现在他倒了霉，旧账就都被翻了出来。言官上奏弹劾门达，于是门达被交付都察院会同九卿廷讯。右都御史李宾等人弹劾门达罪状：“忤其意者，过求细故，必加陷害。屡兴大狱，巧于锻练。别置狱舍，以鞠罪囚”，“又纵令子弟为奸利事，交通外人，多纳贿赂”。明宪宗命将门达处斩。门达后来遇赦，被发配广西南丹卫充军。其党羽多被谪戍或降调。
而在夺门之变中获罪或者遭石亨等人构陷贬谪的官员，在明宪宗一朝都得到了复职。比如原御史杨瑄、张鹏等因劾奏曹吉祥、石亨而被诬得罪，免官谪戍。宪宗恢复杨瑄、张鹏等原官，又任杨瑄为浙江按察副使，张鹏为福建按察使。
明宪宗即位后不久，命没收大宦官曹吉祥之地为宫中庄田。这就是明朝皇庄的来历。给事中齐庄上疏劝阻：“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小民争利！”明宪宗不理。从此，勋戚、中贵之家，多夺民地为庄田。
明宪宗即位之初任用李贤为相，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可谓是人才济济，朝政也曾比较清明，但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明宪宗钟爱的万贵妃开始涉政。万贵妃即为前面所提到的万贞儿。明宪宗即位后，心中唯恋着万贞儿一人。此时万贞儿已经三十五岁。明宪宗不忘万贞儿对自己的爱护和体贴，也不因她比自己年长十七岁、颜色渐衰而嫌弃。照他心思，想册立万贞儿为皇后。但万贞儿年龄比皇帝大十七岁，又是微贱的宫女，想坐上皇后宝座，几乎是做梦。迫于礼制，明宪宗只能纳万贞儿为才人，属于等级较低的嫔妃。成化二年（1466年），万贞儿生皇长子，进为贵妃。此后宫中诸事，亦多由万贞儿操持。更为少有的是，明宪宗在位二十三年，始终如一地专宠万贵妃，成为历史上罕见的奇事。
万贞儿丰艳有肌，肥美似唐代著名美人杨贵妃。每每明宪宗出游，万贞儿必戎服佩剑，侍立左右，颇有英气。明宪宗顾之辄为色飞，越看越爱。后人曾经引用史籍云：“妺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说是桀的宠妃喜喜欢穿男子的衣服，所以桀才灭亡。而万贞儿好穿男子服装，也为成化朝带来了灾难。但明宪宗之所以痴恋万贞儿一生，最重要的是在他被废太子位后最艰难的时候，万贞儿一直在他身边，给了他许多心灵上的安慰。